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

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开始于古希腊。人们发现万物来去变化,无有定势,但变乱的事务中有一些东西保持长久,于是希腊人要问出他们的第一个哲学问题:什么东西永久存在?此段时间最重大的成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意为不生不灭不去不来绝对不动的“存在”——此世唯有“存在”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的学说,尝试对存在做出界定,但他们不像巴门尼德那么极端,认为只有不动的“存在”存在,故而多多少少尝试解释“变化”。对“变化”强调最激烈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唯有“流变”存在,于是对于他来说,唯一要解释的东西甚至只有“为什么看起来似乎有恒常不变的东西存在”。在其他人那里,存在和变化手拉着手,演变出世界万物。总之这一时期主要的兴趣集中在自然上,相当单纯。尽管如此,思考者们还是发现了自己的“认知”似乎是与自然有点不同的东西,需要特意解释一番。虽然认知和自然有不同才激发了兴趣,但人们在理论上还是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东西:认知是自然的过程,必须靠“存在”来解释。

下一时期人们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伦理学。这一时期的开端问题是:道德上何者永远有效?智者学派在情感和意志中尝试寻找,但没有找到永存的东西,最后只好宣布个人的情感和意志是最高准则,走向了彻底的道德虚无。苏格拉底在理智中找到了永存的东西,他说知识即美德,美德即是对善的认识。不过他并没有解释清楚善是什么,填补这一概念的是犬儒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此段时期人们强烈地关注伦理学,同时就意味着对自然漠不关心,此种冷淡发端于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普罗塔哥拉承继先贤的感觉主义,在将其发扬光大的过程中却导出了怀疑主义,认为人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知识。然而苏格拉底激烈地反对这种怀疑论,他用以得到知识的地基是道德意识——因为有道德意识,所以必须要有知识,不过因为知识建立在道德上,所以超出道德实践的知识并不存在。而苏格拉底认为用产驳术就能取得真实的道德知识。

接下来,希腊哲学之所以能不再囿于伦理学,主要归功于三位天才人物:德谟克里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普罗塔格拉让严肃的哲学变为一片废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宣称除感觉之外别无存在,而感觉又不可靠。柏拉图和德谟克里特反对这一点,在感觉之外又提出了思维。感觉和思维朝向不同的现实,思维朝向的现实超拔于感觉朝向的现实,且前者没有后者那种流变不居的相对性。这更高更真实的存在是形式。

主要是为了解释自然,德谟克里特把形式归于原子,归于量的变化。原子本身只具有两个性质:占有一定的空间并运动。与之相关的量的性质是第一性,其它的质的性质则是第二性的。第二性性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众原子的流出物(影像)通过感官和最小最精微的火原子发生作用。当这种作用粗糙时,人心中产生对第二性的感觉;不过当这种作用轻微细致时,人就产生对第一性的思维。再据知识产生于美德的公式,德谟克里特认为美德即在于波澜不惊,怡然自得的心境中。
主要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将形式归于理念。因为道德知识必然来自于超越一切经验的地方,于是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超越一切的理念才是真正的现实。现象世界肖似理念世界。而灵魂的不朽理性部分在酷似理念的现象中,回忆起了自己在理念世界老家时的知识。阻挠这种回忆的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其中意志部分朝向理性,欲望部分背离理性。由此导出了柏拉图的个人伦理学,柏拉图体系的精髓又在于强调“类”,于是这种个人伦理学的精神更强烈地表现在政治学里。并且一切伦理生活,为着模仿理念,必须朝向目的。在自然哲学方面,他还认为理念是现象界的真正目的所在,之所以现象与理念只是“肖似”,是因为现象界中有一种非存在的存在因素抵消理念的感召作用。

亚里士多德建立起了清晰的形式逻辑学说,向探索思维本身的形式迈出了可贵一步,又用此以研究种种对象,弥合他两位先辈的矛盾。在本体论上,他似乎认为有形式在利用质料不断成形,这种发展过程是真正的形式。其中形式扮演着目的的角色,又因为世界其实是质料——形式的连环,于是一切事物都被摆在一个形而上学价值的阶梯上,在其顶点是自身为目的的纯形式,因其绝对与可能性无关而只能是思想,且是思维自身的自我意识。形式——质料这一对子贯穿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学科。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身上有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的连环,以此生物学洞见承接他w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希腊形而上学的成功,使后人对形而上学感到谈无可谈,哲学也越来越体现出自身对总体文明依赖性,将目光放回文明生活的实践中去,用实践的要求统帅哲学研究。站在先贤唯理智论的肩膀上,诸派刻画“无动于衷”的圣人。

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本文充斥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应用,正题反题合题的无穷否定之否定循环。

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宗教的批判就是对人的扭曲幻想的批判,此时人必须从扭曲中退回到产生扭曲的环境中,对这一使人扭曲的环境进行批判才能真正地解放人。这一使人扭曲的环境对于德国来说就是它的国家、它的政治、它的法。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就是不充分不彻底的批判。德国现实的落后和它理论的超前密不可分。因而必须将把批判投向它的法哲学。

以上的概括总结了这篇文字所起的“导言”作用。所有其它一切,都是枝蔓。

哲学史的作用

读哲学史的一种动机是博物学家的动机。人在哲学史里看到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被罗列出来,它们在内容上可以互相矛盾,在形式上可以截然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前人发自内心的思考。人对此感到惊奇——哲学家们在理论上的努力令人肃然起敬,必须承认这些学说都是思考者们存在的明证,但思考着的人思想差异竟能有这么大!于是“惊奇”推动人去了解哲学史。“惊奇”就是发现世界的另一张面孔,在一个瞬间,世界本质上依旧,但人对它的解释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接连不断的“惊奇”中,思维想要找到真正不变的东西,想要真正去把握存在。对于特定的学科来说,它关注的目标,它的手段,它同其它学科的关系都有可能变化,但总体上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学几百年来就是关注人们的交换活动。经济学里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争论,不过全都限定在一个大致的框架内。哲学从关注自然,再到关注实践,其后变为神学的婢女,之后从神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理性对自身的批判,最后又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玩弄符号。不光哲学的对象总是在变化,哲学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或是从一种迷狂中得到真知,或是从学究式地研讨中得到真知。种种差异,不一而足。

流变不定的哲学史,它的核心的的确确被黑格尔把握到了——哲学史就是意识本身的自我认识。严格地讲,黑格尔说哲学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但用上“绝对精神”这个词就把我们限定在黑格尔思想的阴影下。哲学史的核心就是“意识”本身的自我认识。意识在各人身上都是相同的,但因为成长历程的不同,意识更倾向于不同的对象,于是不同的意识看起来像在制造不同的产物。但有句话叫“文如其人”,一个人写不同的文章,都是在从不同的视角表现他自己。造物主如果不创造,就不能深刻表现自己,因为在造物中更能见到造物主的性情禀赋。对于意识的造物也是这样。虽然任何知识盖莫能越出意识的工巧,所以任何知识都可以体现意识的工作,但是哲学最直接地体现了意识的工作,因而哲学史就是研究意识本身的最佳材料。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一个人即使出生在当代,也只是潜在地是当代的意识而不是现实地是当代的意识。一道幼稚的意识,必须重走一遍人类意识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站在时代的前沿,成为当代的意识,把握到时代的同时也把握住自身。于是,意识想在任何领域自身认识,对这一领域历史地了解就必不可少。哲学史是一条贯穿始终的道路,真正的思之事业。所以,对哲学史的学习最能让意识把握自身。

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

伊曼努尔·康德,震撼世界的哲学家,建立过一个庞大的道德理论体系。他说本身就具有道德价值的只有“绝对命令”,无条件的命令本身。而绝对命令之所以有道德价值又同康德的认知论勾连颇多,此处按下不表。绝对命令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被表述为“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这一表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件工具,能够确确实实地检验一种行动的道德价值。围绕它有着浩如烟海的讨论,反驳与再反驳。我希望对一种广为人知的驳难做出讨论。

康德把实践理性确立的绝对命令看做是最高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可以用来判断任何一个行动在道德上是对的还是错的。判断一个行动对错的方法是,先看这个行动是依据什么准则做出的,然后看行动者能否一致地意愿这个准则成为一个普遍法则,当他的意愿中没有任何矛盾时,该行为就是允许的或正确的,否则,该行为就是不道德的。

一种驳难说:一些合理的行动不能通过可普遍化检验。可以用一个思想实验引出这一条。华东师大十一点半刚下课时食堂有很多人,想在此时吃饭就要排很久的队。如果我等到十二点半再去,人就会少很多。那么如果我意愿:我将十二点半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对于日常的道德直觉来说这是很合理的。有人愿意花时间排队早点吃饭,我不愿意,那我就晚点去,虽然要饿一会儿,但是满足了我不用排队的需要,另一方面还使早早吃饭的人不用排得那么长。然而它却通不过康德的普遍化检验。如果“我将十二点半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那就是所有人都会十二点半去食堂,以便于他们不用排长队。显而易见,所有人都十二点半去食堂会导致空前的拥挤,所有人都得排长队。一个无可非议的做法,却通不过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康德的理论有问题吗?

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是绝对命令的一种表述,而该表述指向的是准则,规整准则本身。“我将十二点半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看起来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准则,它通不过可普遍化检验这事让我们质疑康德的工作。不过,它真的有那么“合乎情理”吗?为什么恰恰是“十二点半”?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某一天,学校因为突发疫情,向停留在教学楼的全体师生下达了原地等待核酸检测的指令,各项工作完毕后,恰巧到了十二点半,老师学生一窝蜂地涌向食堂,人满为患。可见“我将十二点半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本身就不是一个必然实现的准则,而是建立在流变不定的现实上。在这个例子里,你也许会说:“这是极为特殊偶然的情况,十二点半去食堂在华东师大一般就是不容易排长队。”,不错,“在华东师大”里,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条件性。不过在核酸检测这个例子里,这种条件性强烈地暴露出来,我们不会停留在这里,而是探索更进一步的东西。“十二点半去食堂能不排队”需要大家普遍在十一点半去吃饭,而之所以大家都在十一点半去吃饭又是因为学校的教学日程安排。“十二点半去食堂”本身便是一个孱弱无力的准则,受到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它通不过可普遍化检验,我们朴素的道德直觉会认为此事超乎常识,因为我们认为:康德的理论判定它是“邪恶”。但通不过检验有很多原因,该准则通不过不是因为它邪恶,而是因为它平庸,武断地要求“十二点半去食堂”,因为太着眼于感性的直观现象而无能为力成为道德。

你也许会说:“也许它太平庸,不过连错峰吃饭都不允许的道德理论还是早点丢掉吧。”这话反而击中了要害。不加区分“错峰吃饭”和“十二点半去食堂”正是朴素的直觉之所以出错的原因。人所意愿的其实不是“我将十二点半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而是“我将选取人相对较少的时段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那么,后一种表述面对可普遍化检验表现又如何呢?如果所有人都意愿“我将选取人相对较少的时段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那么,人们会逐渐根据他人的行动来修正自己的行动。在自然的必然性下,最后人们的用餐时间会均匀分布在食堂的营业时间,每个人都达到了“不用排长队”的目的。该表述通过了可普遍化检验。

有的人可能会再作攻击:“好比海关宣称查禁非法货物,但偷运者把非法货物伪装一番后就能通关,只能说明海关工作人员浑浑噩噩度日。同理,改一下形式就能通过检验,只能说明这个检验本身没什么价值。”但这真的只是“改一下形式”而已吗?原表述中的“十二点半”着眼于一个感性的直观,“选取人相对较少的时段去食堂”反而说出了错峰用餐背后真正的根据,因而是更深刻更有价值的,因此也足以成为一个准则。如果“十二点半用餐”真的成为一条准则,成为道德的铁律。那么如果情况像核酸检测的例子一样,大家都只能十二点半出发吃饭,我因为不在教学楼而能十一点半正常吃饭,无论是为了之后的人少排队还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食欲,我都应该十一点半吃饭。然而根据“十二点半用餐”的道德律,我反而做了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可普遍化检验筛去了这种准则,筛去了过于死板僵化,无能为力成为道德的准则。而道德直觉真正关注的“我将选取人相对较少的时段去食堂以便不用排长队”的准则得到了允许。因此,与其说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破坏了道德直觉,不如说他的可普遍化检验提纯了道德直觉。

“礼”和僵化

《臧僖伯谏观鱼》里臧僖伯义正言辞地劝谏君王不要“如棠观鱼”,他说“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将君王的职权与官吏的职权分开,指出“观鱼”的不合理性。臧僖伯的陈词有理有节,直指核心,君主也只能唯唯诺诺“吾将略地焉”——他只好巴巴地说自己是去巡视领土——然而,君主虽然看起来很窝囊,最终还是观成了鱼,满足了自己的享乐心。倒是臧僖伯,抨击得很痛快,但面对君主的越轨行为最后也只能“称疾不从”,以消极的抗议代替积极的反对。

这里突出的观念是“礼”的观念——依据“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臧僖伯的故事中,“礼”要求君主老老实实地治理国政,不要越轨;“礼”要求臣子老老实实地辅佐君主治理国政,毫无疑问他要服从君主的命令,同时他也要及时劝谏君主——他居然能够劝谏君主,这看起来是很自由很不拘的事情,好像我们现代人说公民对政府有监督批评的权利,因为理想的政府应当是社会公器。看起来臧僖伯的生活中已包含了进步的现代性的因素了。然而这也是一种误会。现代性要求所有人具备“人格”的平等。的确,所有人的生理条件、社会条件、天资禀赋是不同的,但这无损于“人格”的平等。你找本事最大的解剖医生去解剖人,找本事最大的社会学家去分析人,找本事最大的心理学家去评判人,在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里都找不到千人一律的东西。这么看起来“人格平等”完全是编造的东西了。其实不然,人看到树木长得圆圆的,太阳长得圆圆的,荷叶也长得圆圆的,就从诸种现实中剥离出“圆”来——它是样一种东西,无处不对称,每条半径都完美地相等——你找遍整个世界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它反而是更深沉的现实。包括“桌子”、“板凳”、“碗筷”都指的是一大类东西,那个最“标准”的桌子、板凳、碗筷你在整个世界也找不到,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就是因为他用“类”来思考问题。人格一词同理,形形色色的人虽然不尽相同,他们身上仍然有一些共同点,人抽出这些共同点,拿来构造出了“人格”的概念。这个概念要求一切人发展自我的权利不受阻碍。

“礼”的概念却不一样,“礼”认为人是分等级的。君王和臣子和黎明百姓本质上是不同的人。臧僖伯可以说话,不过只能作为一个参谋,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本百科全书说话。人容纳的信息并不如百科全书多,人有不懂的就会去查百科全书,不过说到底,做决策仍然是人。臧僖伯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存在的人,他当然可以说话,但这话不是作为自我表达说出来的,是为了给人参谋说出来的,如果作为“人”存在的人不愿意采纳,“工具”也没有半点办法。“礼”并不支持臣子采取其它行动干涉君主,否则就是逾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语也是同样。这句话看似高度表扬了群众的力量,是很民本的。然而众多鲜活的人在这里不以“人”出场,而以“水”的面目出现,只被看成“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于说人要小心用电,电很有用但也很危险。电是没有人格的,你当然可以把它放在电路里,放在电池里,消耗在用电器里,电是不会抱怨什么的。如果真有抱怨,那也是文学家运用拟人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愤懑在电身上。一道闪电,势不可挡,世间无有如其疾也,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摧毁人,但人比闪电高贵就高贵在他有自主性,远胜于作为“物”的闪电。闪电本身还只是无理性的东西。有自主潜能的人可以被当成“物”,但他终究不是“物”,他的自主潜能是不受控制地要发展自我要去表现自我的。这一点不能被抹杀却只能被蒙蔽。臧僖伯可以自欺欺人,“他是君主啊,没有办法的,就这样吧”。实际上他还是撒了个慌称病不去——对君主撒谎,是很不合人臣本分的。在这种小小的越轨中本身就有一丝人性自由的闪光发生。

尽管更被看成一个人,拥有更高的自主性,君主本身也受到“礼”的辖制。在“礼”的世界里,君主被构想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机器人。《臧僖伯谏观鱼》中的君主无非是想要看人打鱼而已,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元首由某个人担当,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他是元首,必须受到公共生活的限制。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他也同其它人一样是人,喜欢看人打鱼还是从不喜欢看人打鱼,根本无人过问。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分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礼”将一切人的生活都纳入“礼”本身,因此人的一切行动必须被“礼”衡量,必须能被“礼”解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个“非”字,已经点明了“礼”是无所不包,宰制一切人类生活的至高理念。“克己复礼为仁”,本身强调要压抑人的个性,使生活不表现出个人的品质而表现出“礼”的品质。“天下归仁”更是类似一种宗教情感,只要个人向“礼”表示服从,天下人一定会欣欣然跟从,事实上“天下归仁”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表现出了尊重个性的萌芽,然而这种对个性的强调被视为是“内在”,因为无所察考,也就提不出什么现实措施去鼓励;而“礼”作为外在的行动却可以判断,并且一定要坚守。外壳如果被看成不可动摇的东西,最后它便要取代“本质”成为真正的本质,并且成为对“本质”的强硬压制。再一个问题是:“如果籍由‘礼’达到的‘仁’是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不做对自己好的事呢?如果说大家因为智慧不够,不能理解‘仁’的好处,那谁又能理解呢?圣人吗?可是圣人为什么拥有这么神秘的智慧呢?如果说圣人的教导是正确的,是因为某些我们可以理解的道理,那圣人并不掌握神秘的智慧,其实我们常人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圣人的教导是正确的,是因为他是圣人,那么这就是盲从。

贯穿“克己复礼”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有一个神秘的智慧,一切人都无法理解,但一切人却要对它表示服膺,这事实上阻遏了思想涌流思想进步的可能性。又因为神秘智慧不能在说理和论证中找到自己的力量,只能借助于感性的力量保持自己,这些东西就是纷繁复杂的仪式和强而有力的权威,如此学说必然成为权力的附庸。古代这个掌握权力的统治集团必然要顽强地抗拒威胁自己地位的任何思想,并为这种逆流而动涂上“礼”与“仁”的脂粉。在事实上运用着法家愚民弱民的各种手段。外儒内法并不是缘于一小撮寡廉鲜耻的人蠹国害民,而是儒家强调“礼”而必然要倒向的结局。宋儒以理杀人,只是这种思想倾向不断发展的体现。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传统理论说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起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到底是怎么起反作用的呢?AIE补完了这一点。

一个企业要生产,那它的原料、机械、厂房就要再生产。然而这些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又依赖其它厂家,如此产生了一张无远弗届的再生产大网。再这做细节考察不起作用,要认识再生产,必须要站在相当的高度才行。再生产包括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先考察生产力的再生产:寻常观点只把生产力再生产当成物质条件和生物要素的再生产,就是说机械设备要更新;工人明天要能继续上班,也要能抚养下一代小工人。这样的再生产是抽象的再生产,因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生产力不仅包含着主体,还包含着实践。有效的劳动要求主体具有“技能”,还有对现存秩序——也就是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服膺。

  • 如今劳动所要求的技能倾向于在学校培养,而不是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学校取代了学徒制,不过在中国建材行业里学徒制还存在着。

我们上段说生产力再生产的条件是服从现存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跟生产关系是两码事。不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对子。生产力要再生产,生产关系也要再生产。想解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必须依靠对国家机器的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国家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须知,断言一个概念是抽象的“真”或抽象的“假”是没有意义的。运用一个概念时,我们希望它统帅一系列表象,再连接它所属的理论,使各种表象各从其类,揭发对新表象的认知与进一步研究。而马克思的国家概念,不仅准确说明一系列暴力冲突,对日常生活中的统治亦能洞若观火。于是我们接受这个概念。
国家在传统理论表述中包含国家机器和国家政权两个组分,国家政权好比是大脑,国家机器就是双手。政权的更替可以在不打烂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发生。阿尔都塞补充说,传统的“国家机器”指的其实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它其实还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这一部分,两者的区别在于:

  1. 镇压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很多个。
  2. 镇压性国家机器作用于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于市民社会。提请读者注意,一般我们会认为国家应当止步于私人领域,止步于市民社会,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就实际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公私区别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现实。好坏暂且不谈,马克思主义传统里不认可这种区别,那是“抽象”,分别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
  3. 根本性的分别是: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规训(运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固然这个区分不绝对,比方说学校教师会搞体罚,政治元首会发表演讲,都体现了两种国家机器是互相渗透的。作这个区别的目的在于,指出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把它们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进而使阶级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理论更富生命力。

第三点分别,最根本性的分别,向我们指出了AIE的统一性:都运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而占优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庸。杂多的表象统一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中,这个概念直接联系起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AIE是阶级斗争的战果,得胜者得之。但这并非胜者通吃的战场,AIE自有其复杂性,它还是场所。因为在AIE里面矛盾更加隐蔽,斗争也就愈难决出胜负,这场拉锯战就愈长久。
两者都服务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前者因为它的强制性,是“底线”、“护盾”,保证后者发挥作用;后者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主力。

  •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有演进的,它有它自己的历史。欧洲前资本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教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囊括了现代的教育,传播等等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以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集中于教权和反教权的斗争。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AIE,为什么不是政治AIE呢?阿尔都塞说资产阶级过去,现在,都能接受不同的政治AIE(就是说君主立宪制等等的制度),而教育AIE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根。这里讲的有些含糊其辞。什么样的教育AIE才是根本性的?要知道不同国家可是有不同的教育制度。资本主义市场要求“公民”的出场,“公民”的存在不是靠法律AIE,政治AIE来保证的吗?确实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就是因为这种含糊性,说教育AIE占主导地位是有点武断的。阿尔都塞的想法似乎是:既然资产阶级把握世界很久了,而这个历程中资产阶级国家采取过众多政治AIE,所以政治AIE起码不是根本。但这是把资产阶级国家这一概念抽象化,忽略了资产阶级夺权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即使按他自己的想法,AIE的斗争本来就是一场拉锯战,而魏玛共和国式的政治AIE在现代几乎不见踪影。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占主导的AIE说的是什么东西?怎么判断?它怎么生效?和其它AIE的关系是什么?
  • 阿尔都塞还从另一方面证明教育AIE占主导。其高强度、长时间地对众多儿童、青少年施加作用。在其中,世界的下一代学会了或明或暗的许多规则。这一论证是很有力的。毕竟AIE中最有“存在感”的的确是教育AIE。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和AIE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在旧经典中的提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指的是它是一种空洞,没有内在的逻辑,它的历史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这是否定的提法。阿尔都塞的提法是肯定的提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因为它一视同仁地施与一切现实(阿尔都塞的这个讲法似乎和 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概念渊源很深)。从“肯定”的角度说来,阿尔都塞有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可以提出一套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这僭越永恒者到底是什么?
它是:

  1. 对个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表述。
  2. 一种物质存在。

第一陈述说,它是个人与其其生存条件想象性表述,这很好懂。人不能认知全社会,他最多只能认识自己实践所及的那一小块现实,所以说表述的只能是他的生存条件;历史上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而每种意识形态都断言“世界如其所是”,它们的断言还会互相打架。我们只能断言意识形态这种形式只是想象性表述
那么,为什么人非要做这种“想象性表述”呢?传统的答案是一班恶徒在操弄人心;费尔巴哈的答案是人们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异化,意识形态也只能异化。阿尔都塞说,这两种答案尽管部分把握了真理,但要把这一切放在生产关系中考察才更彻底。人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一个位置,他的意识形态注定要 首先表达自己与生产关系的(想象)关系,而不是关系的关系(更深沉的现实)。阿尔都塞遗留的问题是“想象性”从何而来。

  • 阿尔都塞这个“想象”的用法可能跟康德那种“理性构造世界”的观点紧密相连。

说意识形态是物质的是因为AIE是物质的。而意识形态必须籍由AIE发挥作用。说AIE是物质的不是说它是石头那样的物质——物质本身有多种内涵,当然最根本的是 物理的物质。意识形态就是一丰富深邃的实践。此处直接引用原文,说的还更简短有力些:

观念(就它们具有一种观念的或精神的存在而言)就这样消失了,但确切地说,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它们的存在被纳入了实践的行为,这些实践受到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归根到底又是由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由此看来,主体只有作为一个体系所扮演的角色,他才在行动(表演)。这个体系就是意识形态,(按照它的实际决定作用的顺序来说)它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当中,并规定了受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而这些实践则存在于主体的物质的行为中,于是这个主体就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他的信仰来行动了。

没有不借助于意识形态并在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实践。

主体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把个人变成“主体”,“主体”是一切意识形态最基本的范畴,毋宁说意识形态就是这种功能的物质体现。
这一段神神叨叨的,似乎类似于“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不过存在主义的命题强调的是“存在”,强调一种自主性;而阿尔都塞的观点似乎是说:首先据上文,任何实践必然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因此任何人既然离不开实践,就必然被“传唤为主体”——强调的是这种必然性。意识形态与AIE这一套理论又是跟阶级斗争观点紧密相关的,好像这些话都是为了充分地补充深入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强调“主体”,大概是因为:

我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向这样一个问题:置身于这个传唤场景中的“演员们”,以及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是怎样被反映在所有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当中的。

这是想说“主体”这个概念始终如一地出现在所有意识形态里面。意识形态就是以一个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体传唤为主体——就是意识形态中存在一个终极的合法性来源,个体因为它才“存在”,成为“主体”。在这个过程里绝对主体承认了主体,而主体也臣服于绝对主体之下,从绝对主体中“见”到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见”到臣服于同一绝对主体的所有其它主体。以此得到了互相承认

  • 好像拉康有类似的东西?什么大他者小他者。
  • 黑格尔那套理论是不是也能搬过来。

意识形态与AIE是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补丁,关注的是 上层建筑的结构,它怎么反作用于 经济基础。也就是说阿尔都塞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等等仍然起作用。

“就这样吧!……”,这个预期善果的短语证明,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的(“自然而然”就不用着祈祷,不用着意识形态的干预了)。这个短语证明,如果事情要成为它们应该成为的那样,就不得不这样——我们可以顺嘴说出:如果要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甚至在日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在“意识”中,也就是说,在这些个人-主体占据由社会技术分工为他们指定的生产、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实践等岗位的姿态中,要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不得不这样。的确,在这样一套机制——对主体和被传唤为主体的个人的镜像承认,以及在主体自由地接受了对主体“诫命”的臣服地位之后,主体为他们提供的保证——当中,什么才是真正成问题的事情呢?在这套机制中成问题的现实、恰恰以承认的形式必然被忽视的现实(意识形态=误认/无知),说到底,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由生产关系派生的其它关系的再生产。

黑格尔印象

黑格尔全部哲学的发端在意识上。意识在活动着,这是无可辩驳的。同时,任何表象,或许看起来像是超出意识之外的,是自在之物。不过它们的存在全仰仗于意识。的确,我们会感觉到有个更广大更深沉的真实,但是“真实”不是真实,其之所以被呈现成意识以为的那样,完完全全出于意识的活动。认识到这一点后,意识便在表象中认识到它自身。这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正反合。
因为认识活动,如上所述其实是意识对意识本身的活动。每一个反题都意味着对正题的扬弃,而两者都在意识之中,于是在“正”向“反”进化的阶段,意识感觉自己要被抛弃掉,感到一种害怕。这里出现了“情绪”。
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存在类似的辩证法。不过不知道黑格尔是怎么把辩证法移植过去的。他怎么处理他心问题?
2022.3.25


(和尼采的无限肯定有某种类似。另外,这里的所有词都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使用)

  • 否定、否定之否定、自否定是一体三面。否定如果要真正否定,必然否定一切。否定也就必然否定它自己,此所谓否定之否定。于是,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等价。
  • 肯定的自否定,就是说肯定之所以存在,必然是从否定中建立起来的:肯定既然是肯定,那它就不是它所不是的东西。于是否定包含于肯定之中;否定的自否定,就是说否定之所以存在,必然否定了肯定,而它自身既然存在——也就是某种肯定,于是否定包含了对自己的否定。总而言之肯定和否定实为同一,否定与自否定又是同一。这两种抽象(黑格尔用法的“抽象”)的自否定综合起来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自否定概念,一个普遍的原则。
  • 不知你阅读上述那段绕来绕去的陈述时,有没有这种想法:既然肯定绕回否定,否定绕回到肯定,它们是不是归根结底是一回事呢?的确,二者就是一回事,这是一种真正永恒的运动。
  • 否定、肯定好像和内在、外在勾连了起来。
  1. 不妨考察一下历史吧。怀疑论者怀疑一切,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但他们却偏偏不怀疑怀疑本身。此时怀疑本身便被看作摆在那里,直接存在的,实际上成为一种“肯定”,“否定之否定”。
  2. 这里实际就是意识本身的那个自否定,意识到了这回事,进入了所谓“知性的否定方式”。于是之前的否定被当作某种肯定的东西再次自否定。不过,自否定采取一种“外在”的方式,就是说它所否定的那个东西好像在外界,摆在那里,既定,消极,等待捕获,先天存在的,它还没意思到否定即是 否定。
  3. 自否定意识到了所有这些。生生不息,自在自为的自否定,获得一种本质性。

这里我有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过程不立马完成呢?如果说这里有一个“过程”,那对于自否定来说好像是画蛇添足,因为有某种静止阶段,也就是肯定阶段。黑格尔可能的回答应该是一种无限肯定?就是说意识一俟意识到这个问题,便觉醒自己是自否定,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动,活动本身亦是活动。这很绕,不过并没有悖论。似乎靠着自否定学说我们明了了一切,但是这种“明了”状态马上就要被“明了”。任何存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都要被推向最高层。这好像就是黑格尔想说的,纯然的否定拥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否定之否定其实有点目的论的意思。因为目的就是一种必然。否定之否定绝对必然,否定之复归亦为必然。于是否定,整个广布弥散生生不息的否定便是必然,便是目的。老实说,必然和目的的区别似乎仅仅只是语词的区别,不过这语词的区别实在很有必要。因为目的既然是否定之否定,它本身就有一种否定自身的冲动,在更高的否定中存在的仍然是目的。目的自己看起来是相对静止的,却又激起了运动,全因这种性质,我们愿意称目的是那一以贯之的主体,或者毋宁说主体就是那自否定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目的复归于自身,其实也就是主体复归于自身。在这复归中主体又给主体带来源源不断的新东西。此所谓螺旋上升是也。

  • 提请读者注意,千万别以为目的就这样绝对静止下来了。所有这些统统是言辞,仿佛数学里概念反复打包的操作。

我们想要发展另一套词汇,如上文所述我们籍由“否定”的概念建立了“目的”的概念,还说“目的”就是“主体”。我们当然还可以有“客体”的概念。“客体”自然应当与“主体”相对,既然相对,我们就设想它是那样一种非主体的东西——魔术即刻发生——它也开始了那否定之否定的永恒运动。不过看起来我们得到只是两个永恒运动,如何把它们勾连在一起呢?说实在的,没有办法。但是两个永恒运动,既然不发生关联,那就是静止,于是又回到了否定之否定那里来。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那么我们又该作何打算呢。应当这么想,一旦认识客体,主体就要去攫取客体,将那不动的客体纳入否定之否定运动中来。两种表述差别所在,就是前者看似是客观地看待问题,其实预设了一个并未察觉的“主体”;而后者真正是从主体出发,进行“否定之否定”。(再一次,我想说这真的很像尼采。说一条路之所以走得通全在于肯定——“让一切意志说‘是’”)

即使说到这个份上,否定之否定还是有被误解的危险。比如被误解为一种循环论。确实,甚至黑格尔本人都以其来解释一些循环过程,比如质变量变再质变的循环。然而,黑格尔这么讲,是为了揭开它们的面纱。如果事物显得像是循环,静止的,那么必然是非本质。辩证法能真正揭开这层面纱,直达那一以贯之的否定之否定,才算认识到了本质。一切中皆存在这种否定之否定,自然界与其说是连续的不如说的离散的,一切皆是飞跃。只不过某些时候飞跃得较小,我们愿意用“量”来表述罢了。
2022.3.26


意识就是自我意识。为什么呢?意识始终活动,在感性思维阶段,它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些感性直观物。此时意识还在一种物我不分的阶段,因为一旦它区分了“物”、“我”,就把杂多扬弃成为共相,进入了知性思维的阶段。在知性思维面前,一切好像都是恒久不变的规律王国的一份子。思维之所以能做从感性到知性的飞跃,全靠扬弃——也就是否定。否定是穿插在“规律王国”中间真正的普遍。一旦知性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了“否定之否定”就是“规律王国的规律”,知性便飞升为理性。因为意识已经真正认识到了否定,这种否定如果不运用到意识自身就只是抽象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否定,而一旦运用到自身,意识也就自觉成为自我意识。

以追溯意识历程的方式揭示这点不是无的放矢,正因为意识虽然是“分析”地包含自我意识,这种“包含”要暴露处来要靠与意识本身的“综合”(形式逻辑里怎么用这个词的?这里可能有点运用不准),然后才成为真正的“分析”。

  • 黑格尔对一些前理性的东西存在“遗忘”,不过在他自己的立场来看这种“遗忘”完全正当。

2022.3.27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廓清

萨特的存在主义绝不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基督教的存在主义是“本质先于存在”。

 试拿一件工艺品——例如一本书或者一把裁纸刀[6]——来说,它是一个对此已有一个概念的匠人制造的;他对裁纸刀的概念,以及制造裁纸刀的此前已有的工艺(这也是概念的一部分,说到底,即一个公式)同样已心中有数。因此裁纸刀既是一件可以按照固定方式制造出来的物件,又是一个达到某一固定目的的东西,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制造一把裁纸刀而不知道它派什么用场。所以我们说,裁纸刀的本质,也就是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先于它的存在。这个样式的裁纸刀或者书籍就是靠这样在我眼前出现的。我们这样说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世界,而且我们可以说制作先于存在。

这是一种目的论的视角:万事万物皆有目的。目的和本质是同义词。具体来说“本质”类似于古代哲学史的“存在”,“第一因”,“理念”。它大概是某种“不变”,而“变”产生于它。在最原始的版本中,这些“不变”被存放在一个神圣理性的身上,或者毋宁说神圣理性就是“不变”,“不变”实际上来说是人把自己的理性投影在外界的结果。后来上帝被取消了,“神圣理性”不在了。但作为一种历史的残余,康德等哲学家会幻想存在一种普遍的秩序,冠之以“人性”的名号。


萨特的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

它宣称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

  • P1:上帝是不存在的。
  • P2:不存在的东西不能成为另一个东西存在的原因。
  • C1:实体如果存在,那么不是因为上帝。(P1、P2)
  • P3:上帝是先天秩序,外在的理性,自因的本质。
  • C2:实体如果存在,那么不是因为先天秩序。(C1、P3)
  • P4:实体是存在的。
  • P5:存在的实体对应存在的原因。
  • C3:有存在的实体,它不是先天秩序。(C2、P4、P5)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 P1:存在的实体有存在的原因。。
  • P2:人是存在的。(主要是“我”存在)
  • C1:人有存在的原因。(P1、P2)
  • P3:存在的原因是确实存在的实体。
  • P4:除了人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确认任何东西存在。
  • C2:人存在的原因是人。(C1、P3、P4)

  • P1:给实体下定义的东西必须确认存在。
  • P2:除了人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确认任何实体存在。
  • C1:只有人能给存在的实体下定义。
  • C2:只有人能给人下定义。

存在主义的基石洋溢的是一种怀疑论的氛围。


但是我们讲主观性的意思除了说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具有更大的尊严外,还能指什么呢?我们的意思是说,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菜。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可并不是他想要成为的那样。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想要”或者“意图”,往往是在我们使自己成为现在这样时所作的自觉决定。我可以想参加一次宴会,写一本书,或者结婚——但是碰到这种情形时,一般称为“我的意志”的,很可能体现了一个先前的而且更为自发的决定。不过,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

主观性指的是“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也就是存在主义语境下,所谓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一种规划——他朝向未来,并且对此有所自觉。不过,这里似乎有一些小问题。人把自己从“现在”推向“未来”,首先得区分“现在”和“未来”。这不是个显然的问题。在一天的尺度上,我说我“现在”两点到三点看看书,“未来”三点之后便去看医生;在更小的尺度上,我说我“现在”读萨特的这一段文字,“未来”要读到他的另一段文字;在更大的尺度上,我说我“现在”在老家好好玩玩,“未来”去上海报到读书。可以看到“现在”随着尺度的不同,可以囊括另一尺度上的“过去”与“未来”,时间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说它是一种主观的度量反而更加准确。极端点说,我们能不能想象一种知性,把一切都看成“现在”?《你一生的故事》里面的七肢桶,适用于他们的存在主义是什么?
不过,回到原文来说,这段文字的主体是陈述“存在”和“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是同义词,并且强调“规划”就是“企图成为什么”。或许我们会问,种一畦田,栽一棵树,养一条狗,岂是“成为什么”吗?我认为这段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可以猜想,也许存在主义认为锻造世界其实就是锻造人自己。另外还包含两个论证:一个说人的意图使人存在,但并不是同他自己意图的一模一样地存在;另一个是人人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总而言之,人是一连串自主决定构成的连续体。

  • 存在主义看起来极端重视当下,不过人生不是一大堆片段的机械聚合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萨特把“规划未来”放在了存在之中。

  • P1:“意图”产生于主体先前的决定。
  • P2:主体“意图”的形象产生于当下的所作的自觉决定。
  • P3:产生于不同原因的实体,不是同一实体。
  • C1:“意图”和主体“意图”的形象不是同一实体。(P1、P3、P4)
  • P4:“意图”是主体当下的存在。
  • C2:主体当下的存在和主体“意图”指向的形象不是同一实体。(C1、P4)

  • P1:存在着的东西有能力并且在规划着未来。
  • P2:人是存在着的。
  • C1:人有能力并且在规划着未来。
  • P3:人应当对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负责。
  • C2:人对自己本质负责。

    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主观主义”这个词有双重意义,而我们的论敌只在其中一个意义上做文章。主观主义一方面指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指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这后一层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里是比较深奥的。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再者,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在模铸自己形象的同时我们要存在下去,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对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都是适用的。我们的责任因此要比先前设想的重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

感觉还是康德的套路。

第一反驳

作者回答第一种责难:

首先,存在主义曾被指责为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因为解决的途径既然全部堵塞了,人们必然会认为任何行动都是完全无用的,而最终接受一种观望哲学。再者,由于观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它只是另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共产党人特别指责这一点。

上野千鹤子 厌女

第一章 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

位于性别二元制秩序的中心位置的是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性身上表示为“自我厌恶”。(不知道跟下文怎么接上去的,这似乎应该分成一段导语)
炮王吹嘘“百人斩”等等,足可见出他们是在把女性符号化。一个真实的女人可能是相当糟糕的人,炮王不夸耀同一个相当糟糕的人做爱,但是可以隐去她的个性:“干了一个女的”。一个糟糕的人不讨人喜欢,但她的“女”性却能讨人喜欢。许多人着迷的是这样一个抽象的同实际分离的空洞的符号。为什么他们对符号而不是真正的人着迷?这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线索紧接着拐到另一根线上来,实在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写东西的)
好色男人的厌女症来自于一个矛盾——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不得不依赖于女人,对这个事实的愤怒与怨恨就是症结。好色男人的例子是吉行淳之介和永井荷风,这两个作家的个人爱好就是嫖娼。在嫖娼中,女人变成货品。你又能发现喜欢嫖娼不是喜欢女人,是喜欢符号。


实在从文本里理不出清晰的线索,写的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分割线是为了同前文的句读式笔记区别开,这后面的笔记都不会再拘于原文的论述结构。


对两个好色男人吉行淳之介和永井荷风的分析说明了男性在嫖娼过程中,把女性看成货物,这是一重他者化;在具体的做爱过程中,把女性的快感当成自身确为男性的力证,又是第二重他者化。总是把女人当作符号,于是总是接受不了真实的女性,于是总是要逃向心中的符号。这足以解释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和时下流行的恋爱番剧。这些文化产业越是发达越是说明现实的空洞。作者用的词是“逃”,逃往女人又逃离女人,“逃”就是害怕某物,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共世界为什么是“怪物”,真实的女性为什么是一个“怪物”?如果真的是,那么是什么给人其不是“怪物”的错觉,以至于他们甚至尝试接近过?这种错觉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作者并未回答。

异性恋秩序中男性的价值来自于哪里?

原文没有“异性恋秩序中”这个修饰,不过缺少了这个修饰这篇文字就是片面抽象的东西。异性恋秩序中,女人的价值被男人确定,男人的价值是在男人世界中的行动决定的。
男性同男性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作者称之为“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这里谈到了弗洛伊德将“生的欲动”分为“自我确认”和“性欲发泄”,一个指向“成为”,一个指向“拥有”。为什么“发泄”一定要跟“拥有”关联起来?这里并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理。举个反例,一些人为了发泄愤怒会毁坏别人的财产。进一步的了解有赖于对弗洛伊德原文的阅读。这被用来解释性取向。作者强调“成为”和“拥有”大多时候是重叠的。“拥有”需要一个客体,若是男性社会中出现同性恋,那就有互相“客体化”的危险,此处可作为一种解释记住。这是一个“兜底机制”,另一方面,男性社会要求成员“拥有”一个女人,这作为一种“巩固机制”,客体化女性从而确保成员皆为主体。总的来说,男性是一种社会建构,这也就框定了成为男性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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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儿童的概念就是7~18岁的人群,他们本质上区别于成人。至于说什么是本质,依我看作者并没有做出明显的界定。不过虽然没有讲清楚这个概念,依靠我们的朴素信念,起码可以说现在的儿童越来越成熟,“小大人”越来越多。作者称其为“童年的消逝”。
研究这个现象,必须对“童年”概念的前世今生有个认识。古希腊人的童年概念是含混不清的,他们好像不在艺术中表现小孩,其原因似乎是没有这个概念;有些故事里成人会宽恕幼童,然而这幼童干的事放在成人身上却是死罪,这里又表现出一种区别对待。希腊人对下一代的教育却又十分热衷——教育本身存在,起码就说明被教育者相对于教育者的一点特殊性。不过,希腊式的教育与现代的教育概念判然两别,受希腊教育的儿童简直是受虐儿童。再晚些的罗马人教育思想和希腊人差不多,可是儿童意识却不同。具体地说,他们的羞耻观念包含一些和儿童有关的准则:在儿童面前,有些话说不得;有些事做不得。一些人不应该知道某些东西,并且如何划分这些人呢,此事无关阶级、性别、地域、人种,完完全全靠年龄。
这一切皆在中世纪烟消云散。具体来说,人丧失了读写能力;教育消失了;羞耻心不见了。(广义的羞耻心真的消失了吗?文章似乎并没有论证,它论证的只是人们不会耻于在儿童面前说什么事。其实三点都要跟儿童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作者并没有严格按字面意义论证三个论题)这三点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那么,人为什么丧失了读写能力呢?作者借埃里克·哈夫洛夫的框架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厘清两个概念——“社会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社会识字文化指的是几乎所有人会读且有阅读需求的状态,工匠识字文化指文字局限在一些书吏手中的状态。北方蛮族入侵后,社会识字文化变成工匠识字文化。书中提出两个原因:一个是缺乏统一的文字标准,存在大范围的书法风格不统一;一个原因是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来源变得稀少,或者说人们没有如此需求。不过,可以看出这两个原因都十分肤浅,毋宁说是用现象替代了原因。社会识字文化“变成”工匠识字文化,关键在怎么“变”。在一个社会识字文化中,普遍地使用多种几乎不互通的书法风格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这样一种文化也会保持对书写材料旺盛的需求。两个“原因”并未切中肯綮。
不过,中世纪的很多人确确实实不会认字,这样的世界是口语的世界而非文字的世界。作者闪光的洞见,在于说社会识字状态中才有童年与成年意义。如果不消费工夫阅读各种文本材料,六七岁的幼童便有能力理解文化的一切。

  • 一个例证是相应地,他们没有叫人读书写字以便未来继续学习的概念。人们当学徒,在口口相传中学东西。他们仅有的学校没有可称得上“教育大纲”的东西,这根本上是因为人们不区分教育的对象。自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儿童成长发展。不认为儿童需要教育才能进入成人世界。

人们耻于向儿童提起一些事,是因为 此事作为“秘密”存在。“秘密”之保存,需要有一套机制运作。中世纪不认为存在儿童,当然不需要对儿童保守秘密,人们便不耻于在儿童面前提起什么。
为什么恰恰是这三个原因?高死亡率也能部分解释人们不对小孩上心,以“儿童”概念整饬社会结构。作者以“儿童”诞生后,死亡率居高不下反驳。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抄写传统里,抄写员会随便地添加删改句子。作者是谁根本无关紧要,因为连最具体的文本都不属于他。 (谬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都是以“作者”闻名。固然有伪托名人写作的现象,这只能更说明名气的重要性)印刷术排除了后人更改的可能,一个人有可能作为独立的人向后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