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3

在当代中国，一个人为了维持他的日常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他为了维持自己这样的经济开销，需要出卖多少时间进行怎样强度的工作？总是月光的人应该还是占据少数，那么人们大概会储蓄多少钱，把这些储蓄花在什么项目上？同时，对于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人来讲，这些支出项目会有怎样的变化？搞清楚这个问题，可以搞清楚宏观经济是怎样从诸多个体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同时明白当代中国人是在为了怎样的生活奋斗，每个中国人想要去到的未来在哪。

2.4
假如宏观经济的某个部分被破坏，首先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的会衣食无着。对于其它人来说又有什么影响呢？一个影响应当是这一行业的终端产品本身会消失，耗费在这上面的金钱减少，效用消失。另一个影响是这一行业也许是其它行业的前置行业，这个行业的消失造成其它行业部分生产要素的缺失，抬升其他行业终端产品的价格。谈价格好像是在探究个人的经济生活怎样受影响。宏观上来说，目前的中国人心里一个体面的生活是靠什么物质条件维持下去的呢？这些物质条件背后有怎样的宏观前提？

2.19

1. 我们可以研究中国每一收入层的人大概占比多少，这一收入层的人怎样运用他们的现金，用多少来消费、储蓄。另一方面，钱从消费者手里出来就会流入生产者手中，那么可以研究中国各产业的规模大致是什么样子（xx亿规模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也许要注意通货的变动，因为产业是有它本身的历史的，在某一产业的幼年、壮年、老年，与它相关的货币资源购买力并不相同。也许为了研究当前的经济我们可以研究正当年流入某产业的货币【通过售卖产品得到的那部分！否则的话可能包含很多金融热钱（金融业的钱不也是储蓄里的吗？），这就偏离了我们研究中国人一辈子都在为什么东西而奋斗的最初问题】。这就从消费和生产两端搞清楚了中国人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东西上。

2. GDP增长应该超过人口增长率才算真真正正的增长，因为增加的这部分人口本身就需要消费，两个人耗费的资源和产出的资源肯定都要比一个人多。GDP和人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此外这里还可以牵扯就业率的问题。

2.22
为什么就业率会成为中国的老大难问题？知青下乡和高校扩招的动因都包括就业率，这种困局是中国独特的吗？成因和逻辑是什么？有没有解决办法？

2.28
可以通过多关注日常生活中各类物品价格的办法培养对微观数字的敏感度，还要多看数据，比如说一个县的经济情况，化肥用料，耕地面积，一亩地约等于多少篮球场，美团每年经济效应怎么样，淘宝又怎么样，万顺叫车的效益又怎么样。要培养全景式的经济感觉。

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永远是幸福生活。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人的享受需要资源，而资源又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退而求其次，起码我们要追求最大的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学的哲学背景是功利主义。
“市场”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概念。市场就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得到最大幸福的法宝。整个经济学就在论证此事。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放在“主体”上，这个主体可以是企业、家庭、个人等等，总之它有选择、偏好。各主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同构成“市场”。市场起效的基本原理是供求原理。供求原理之所以能生效又要诉诸于消费者的选择，生产者的博弈——也就是市场结构。我们的目的是论证市场带来最大幸福，那么还得讲清楚最大幸福是什么。此处又引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既然把视角放在“主体”上，多者异也，它对主体和合产生的规律难免认识不足。宏观经济学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处理另一些规律。作比喻来说，我想这好比在山间徒步，野花芳草，一步一景，都是美丽的。站在山顶上就看不见这些细节，但你又能够去鉴赏山脉的纹理走势，享受新的美。人的心灵是有局限的，为了把握几千万人几亿人的活动，必须借助指标。经济学里最常用的指标就是GDP，当然也还有其它指标，每种指标展开来说也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学习，但对于初学来说无关宏旨。用GDP多少多少来衡量经济体的繁荣程度是从静态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关心现在也关心未来。经济体甲可能暂时不如乙繁荣，但如果甲发展得快，后来居上也是有可能的。生产率这个概念就是拿来衡量发展快慢的一个概念，同样的投入我们能拿来产出更多的东西，当然也就能说我们发展了。这里看起来有个平衡的问题，把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都用掉，消费掉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把所有资源都尽可能地投入再生产也是不行的，因为产品之所以有意义全在于被消费，人们不愿或不能消费的产品等于废品。要找准一个恰当的点，用掉一部分产品，再把一部分产品重新投入再生产。企业要拿出一些盈余扩张业务，家庭要拿出一些盈余以备不时之需。企业的盈余当然进入了再生产，家庭的储蓄也不就是被束之高阁。一个家庭往往会把自己的储蓄拿出来投资理财，这笔钱就进入了金融公司账上，金融公司再把这些钱贷给企业，企业又把这钱拿来扩大生产，这就完成了储蓄资金流转入再生产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良好运行的金融机构架起了储蓄与生产的桥梁。

对于生产来说，除了要投入物力外还要投入人力。但是社会上的人力是不能被充分利用的，这种现象就叫失业。失业率有两种，一种叫自然失业率，这是无可避免的部分。这当然不是说它定死那里无可动摇。而是说每一时刻社会上总有些劳动力没有工作，本身找工作就是需要时间的，何况整个社会还可能有某些结构性的问题。其二是周期性失业，这和周期性的经济生产活动波动有关系。失业，从供求的角度说就是劳动力供大于求。那正常来说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会自动回落到均衡价格的，劳动力价格怎么就意外了呢。工会，最低工资法，效率工资理论尝试解释这个问题。

生产、消费、金融，纷繁多样的经济活动靠货币彼此相连。货币这一中介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货币本身来说是从人们的交易活动中自然生成的，那些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商品，逐渐成为了交易的媒介，最后逐渐发展成了纸币或其余形态。信用货币本身是可以被国家调控的，调控货币的机构就是央行。银行本身要保留一定的准备金，其余金额就可以拿去放贷，此时储户的货币“存在”，银行放出去的货币也“存在”，好像一分钱掰成了两半用，凭空多出来了货币。准备金率决定银行可以拿多少份额的存款去放贷，能够创造多少货币。央行主要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手段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准备金。

权力能够运行除了有合法性之外，还要有具体的物力人力，物力人力背后都是财力，财政因此成为现代国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题目。国家机关不能自己创造价值，当然国家能够印钱，但钱本身没有价值，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度量了人的欲望和汗水。人们出卖劳动收钱，本质上来说是因为相信未来能拿着这几张票子换到自己心仪的服务和产品。钱身上的这种力量出于社会中广泛而生机勃勃的经济交往。因此政府尽管可以靠各种金融手段救急，但根本上来说必须要靠收税维持自身运作。纳税就是为一个组织提供资源，使其运行顺畅。但是交保护费也是为一个组织提供资源。税费之所以区别于“保护费”，全在于这些税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返回来促进公民利益。为了保证这些资源能确实地服务于纳税人，必须要靠代议制。因为全国人口都掌握丰富的社会知识政治知识，都去参政议政，自然是不现实的。但公民可以将自己对政府的问责权力委托给一位代表，由这位专职代表去体现公民意志。如何保证代议制的良好运行是一个大题目，且按下不表。总之，在代议制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民众的意志能成为议会意志。编订预算，制定法律，为税收提供合法性的权力皆出于议会，也就是出于民众。缴税因此成为一种自愿行为，否则就成为一种掠夺，这也是“无代表不纳税”的依据所在。

“无代表不纳税”背后的观念是承认所有人的地位是相同的，是同样地能够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主体。他们同样地发现一个人单打独斗成不了事，必须要有一个协调性的组织存在，但此组织之存在仍然是为了服务人的，是一种工具。工具绝不能逾越它从属性的地位，变成压迫剥削民众的凶器。但现实里的情况确实不是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变成一种压迫性的存在，一个中央政权不满足于纵览协调的地位而要超拔于所有人之上，弹压各地。但是看来人本身也有一种欲望，一种想要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欲望。这种欲望有可能蜕变为压迫的欲望，把他人变作自己的工具。但是将所有人以为奴隶的人反而最成为奴隶。人最终会发现他与旁人的关系是一种合作的，互相发现，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关系更为协调，更为长久，也最能激发人本身的潜力。从宏观上来说社会有其本身的演进节奏，那似乎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学会平和地看待人与人间的关系，不认为生活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此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环境，这个过程就是社会演进的过程。从长远来看社会演进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脱离零和博弈的人心理更少冲突，把更多能量放在自我发展上面，处理现实问题时也更加灵活。他仍然要受到天赋的掣肘，但总的来说一个自我发现的群体远远比一个互相倾轧的群体更有力。

在曼昆的初级宏观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在本章后面我们要讨论美联储实际上如何改变货币供给。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美联储的主要工具是公开市场操作——买卖美国政府债券。（我们还记得，美国政府债券是联邦政府负债的凭证。）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增加货币供给，美联储就创造美元并用它们在全国债券市场上从公众手中购买政府债券，于是这些美元就到了公众手中。

这句话一开始看得我很费解：固然央行买了债券钱就到公众手中去了，但是央行自身的钱不就少了吗。我心想央行应当也是算在总体金融系统中的呀，一出一进自然是相抵的，左手倒右手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央行固然是总体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还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不代表它是货币真正起效的那部分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货币只在央行帐上是没用的：一是央行不作为普通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它是银行的银行，没有把储蓄直接转化为投资的功能；二是央行也不事直接投资生产，只对总体性的经济金融事务负责。所以央行购买债券是直接为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活钱从央行手里到了公众手里，而债券到了央行手上。政府到期了还是要还钱的。现代央行往往被禁止于直接购买政府国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但在我们讨论的例子中也不存在这回事，因为央行并不是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央行直接买，那发行的货币是到了政府手里，固然政府也会投资建设。但是因为挤出效应，还有公权力本身“必要之恶”的属性，人们认为流动性应该从公民这端传导下去。而央行从公众手里买，发行的货币就到了公众手里。关键在于政府向公众发行债券，是有明确债权债务关系约束的，还是一个金融系统内的事情。而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是从外部摆弄这个系统，注入更多的货币，控制流动性，而流动性从哪里传导下去影响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央行和政府同穿一条裤子，公众知道只要把债券挂出去卖，央行就一定会收购，纵使有“不得直接认购债券”的规定，也和央行直接认购债券区别不大。因此这里也看出，央行真正要履行职责，就必须作为独立机构存在，有种种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制度作保。

“汲取”、“悬浮”二词是相对于农民说的。2003年全面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使基层政权不再向农民收取苛捐杂税，不再“汲取”。财权缩小对应的就是事权缩小，乡镇政府越来越像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处理一些日常琐事。对于农民来说，国家似乎在从乡镇退去，成为高挂天边的“悬浮”政权。这一深刻转变开始于2003年税费改革，调整了乡县两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因此要把这件事说透，就必须讲透改革前后的财权事权是什么。

• 有史以来，国家与农民这个话题在中国就是老生常谈。但这些讨论中的“国家”往往是一个坚不可入，面目模糊的庞然大物。然而国家本身就有繁复的结构。国家对农民的高额税收，往往源于基层政府的财政窟窿。因此眼光必须着眼于基层政府。在这篇论文中则是县乡两级政府。

扼要地讲，改革前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权的。80年代的改革以后事权高度分立而财权仍旧集中。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兴办企业，圈地产地，以此筹资。对工商业不发达，土地利用价值不大的中西部，盘剥农民就成为地方政府筹资的手段。

•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之所以能作为主体承担税收的压力，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性上的。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未分离前到底是什么情况还需要精细讨论。

农民都需要缴纳农业税；种经济作物的要交农业特产税；再有就是统购统销制度，不过其在当时该制度已经不成为负担，反而是一种援助。农民还要缴纳“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这个名字的来源于人民公社分配制度，不过现在只是一个预算外收钱的由头。农民还需要承担花样繁多的集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就是把后两项任意性极大的收费彻底取消，产生的财政亏空由提高的农业税弥补——当然，不是完全弥补。再有的其它亏空由中央政府发放的转移支付填充一部分。06年初还彻底取消了农业税。这项改革对县乡两层政府的财权事权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

分税制改革以前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体制是“分税包干”，其关键就是划定收入基数和支出基数。预算收入和超额收入全额上交县财政，县财政再下拨预算支出和超额分成部分。分税制改革以后虽然有独立的税务部门，收税也要依靠乡镇政府。这些是预算内资金的使用。

预算外收入可以用来填补预算收入的亏空，防止来年收入基数下降；其二是用来招收编外人员帮助工资；其三是人员工资；其四是日常运行。对于中西部乡镇政府而言，因为预算内收入的匮乏，所有往往需要预算外收入来填补，也造成了许多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

2003年义务教育改革“以县为主”的全面铺开，是县乡政府两级事权普遍上收归县的一个实例。依靠各种配套措施，各类财政支出直接由县政府掌柜。钱不会直接过手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也就没办法填补挪作他用。与之对应的是乡镇政府人员工资的上涨，防止政府人马军心不稳的情况出现。不过总之，乡镇政府还要完成收入基数任务，要负责“收钱”，尽管这钱不归它用。而在03年左右税费改革如火如荼时，再向农民身上征收是自寻死路。于是乡镇政府就开始借钱、欠钱、跑项目拉资金、出卖经营权等等，以种种手段完成交钱任务。

货币即是一般等价物，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度量其中一切商品。币值稳定就是指货币对商品的交换比例大致稳定。有时，稀缺、挤兑、炒作，都会使部分商品价格剧烈变动，这却与币值稳不稳定无关。币值不稳定指的是商品价格普遍地剧烈变化。汇率指的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交换比例，汇率稳定就是指这一比例大致稳定。

币值稳定是好的，因为这样居民手里的票子就大致稳定，不会出现“票子毛了”的情况。那么“票子毛了”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还得从最早的交易说起，即物物交易：两个稀缺，两个富余，造成两个平均。然而，当我手中有物品A而并不很需要它，甲手中有物品B而也不很需要它时，我们都希望把它换成自己愿望的东西。若甲希望A而我不希望B，在物物交易的条件下，交易就无从发生。但我们会想：“总有人想要B吧，毕竟没有一无是处的东西”。确实，我也可以同意这场交换，拿到B，再去寻找某位想要B，又可以拿出我想要的东西的人。但其中风险不言自明，巨大的交易风险必须由我来承担。若是甲身上有一个我希望的物品C，那该多好啊，交易成本不就降下来了！这样的困境在物物交易的时代比比皆是，我们需求的是一个物品，所有人同样地喜欢它需要它——它也就成为一切交换的媒介。这就是货币的实质。货币最早是贵金属，国家发行纸钞，只是发行一种凭证，一种可以兑换贵金属的凭证。在这个意义上纸钞是一张欠条，证明政府欠下了居民一定量的贵金属。终于可以回到“票子毛了”上了，如果每张纸钞都严格对应贵金属（金银本位），那当然不存在什么毛不毛的，贵金属就是绝对稳定的船锚。然而，政府凭借信用超发的部分“欠条”，给货币蒙上一丝不确定的阴影。因为社会上流通的货币越多，同等的货币可以度量的物品就越少——毕竟货币最根本的属性就是度量。而政府超发货币的动机就是为了扩张政府本身。二战时各国政府扩充军备，疯狂超发货币，金本位也随之烟散。之后的货币完完全全以国家信用作保，成为最彻底的人造物。一个控制不好，就会“票子毛了”。

汇率稳定是好的，因为这样一国居民同另一国居民做生意的交易成本就会被压下去。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甲国的物品以甲币度量，乙国的物品以乙币度量。我们说甲币对乙币升值，就是说同单位甲币能换到更多乙币。假设甲国某商家收到了乙国商家的订单，得到了一些乙币。此时甲币对乙币升值，也就是说这些乙币能换到的甲币更少了。毫无疑问，甲国商家亏了。而乙国商家赚了，因为甲国商家因为契约不得不做这亏本买卖，乙国商家四两拨千斤，买到了本买不到的产品。而甲国消费者以同等的甲币能换到更多的乙币，买到更多的乙国商品，甲国消费者赚了。所以我们说升值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货币贬值则反之。所以说汇率不稳定，会产生更多的交易风险（一些本会发生的交易不再发生），当然，交易风险不一定是平均分配的，但因为交易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一方因为风险而终止交易，就会造成总福利的下降，不利于发挥比较优势。

汇率的基础是币值。甲国生产率提高，国内有更多商品，若货币量不发生变化，则同量商品对应的货币量更少。在一定汇率的基础上且乙国生产率不变，乙国居民更愿意将乙国货币换成甲国货币。供过于求，造成甲国货币对乙国货币升值。也就是汇率发生变化。

这是汇率与币值大概的关系。当然，其中枝枝蔓蔓，同社会政治等等的牵扯又衍生出许多复杂的东西来。短短几段文字不能说尽一切奥妙。

一个经济体想要生产某种产品A，势必要付出机会成本。它用于生产这一产品的时间、劳动力、资本，本可以用于生产其它产品B。既然选择了生产A，那么机会成本就是本可生产的那些B。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假设，也就是 生产要素是可以通约的。 时间是可以通约的：用于打扑克的时间，你当然可以用来打麻将。然而一些要素不可通约，生物学家不能出产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不能出产生物学论文，你不能说出产一篇生物学论文的机会成本是n篇经济学论文，这没道理。两者是不可通约的，因为它们的生产要素是不可通约的。
如果把眼光放在可通约的产品A、B上。先把问题弄简单点，我们说它们的所有生产要素皆可通约。再给定

1. 甲经济体生产一商品A的生产要素可用以生产$x$商品B，则甲经济体生产一单位A的机会成本是$x$B，生产一单位B的机会成本是$\frac{1}{x}$A。
2. 乙经济体生产一商品A的生产要素可用以生产$y$商品B，则乙经济体生产一单位A的机会成本是$y$B，生产一单位B的机会成本是$\frac{1}{y}$A。

• 这其中包含的第二假设是不同经济体生产产品需要的生产要素不同

的确，所有这些产品其实还有用货币度量的成本，你会想为何不直接用成本度量呢？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做出一样选择便是同时放弃其它一切选择，成本这个概念仅仅指向我们放弃的货币，而货币之所以有意义其实是因为它指向可交换的产品，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机会成本呢？机会成本这一概念直接指向可交换产品本身。再，货币的价值仅在于度量一切，徒有货币则其全无价值。然而人们往往产生幻觉，认为货币本身就具有价值，这也会阻挠思考。于是我们使用机会成本度量商品。

于是，只要$x\neq y$，再据不等式的性质，甲乙经济体间不会有某者一无是处。这就是比较优势。

我们还可以考虑有许多商品的情况，若有产品A、B、C，则每一个产品拥有两个不同的机会成本。这两个机会成本可能互相打架，即使只把眼光放在三者之一，我们都难以判断哪国拥有优势。

甲经济体	目标产品	A	B	C
机会成本	/	/	/	/
A	/	1	$\frac{1}{2}$	$\frac{1}{3}$
B	/	2	1	$\frac{2}{3}$
C	/	3	$\frac{3}{2}$	1

乙经济体	目标产品	A	B	C
机会成本	/	/	/	/
A	/	1	$\frac{2}{3}$	$\frac{1}{4}$
B	/	$\frac{3}{2}$	1	$\frac{3}{8}$
C	/	4	$\frac{8}{3}$	1

可见，对单一产品A的比较都难以做到。也许我们可以用加权的办法，把多种机会成本划归为一。此外，我们到这里为止，都假定生产要素可通约。有时生产要素是完全不可通约的，这种情况不需考虑，因为完全无法比较。然而“完全不可通约”和“完全可通约”终究只是理论的抽象，现实不是这样的。产品A、B的生产要素的集合可能是两个交集不为空的不同集合。思路应该还是把“不可比较”的要素化为“可比较”的要素。

供求理论足以泛泛地解释商品的价格——“物以稀为贵”。但是，物品并不是天然是商品的。即使说路边有大石头，从而衍生出了采石行当。但这行当能够存在，全在于劳动、资本、土地的三方配合——你先得有个采石场，再有足够的本钱购置运货车辆，然后还得雇人替你搬运大石。那么，这三个因素又如何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呢？劳动要素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工具仍然是传统的供求理论，我们只是把它施加于中间商品上。分析包含了两个市场，中间市场和最终市场。其中，最终市场作为一个背景框定了中间市场，而中间市场的单独商品的波动影响整体的中间市场。

从劳动开始的示例

在最简单的模型里，企业位于完全竞争市场中，产品价格恒定不改。企业要生产就要投入“劳动”，而“劳动”又可以看成是劳动者出售的商品。于是企业要考虑怎么去 购买劳动。原则仍然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买进的每单位“劳动”都得有利可图。不过因为边际报酬递减，买进“劳动”的收益总有尽头，这尽头就是劳动代价和劳动收益的均衡点，它便是工人的工资：如果边际单位劳动的价格小于它产出商品的价格，企业就有动机扩大生产，老板开出的劳动价格上升；若是反之，企业亏本，必须缩小生产，则单位劳动价格下降。最后的均衡点就是工人实际的工资，这工资即是边际劳动产品价格（VMP），而边际劳动产品价格又恰恰等于对应的产品价格（P）。实际上考察任何要素，必然离不开该要素在最终市场上产生的价值，这就是说最终市场的情况框定了中间市场的情况。
中间市场本身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每种要素的单位投入成本对应的边际产量都会完全相等，否则调整一下要素的比例，老板的收益会更高。于是一类要素的变动，必然引起其它投入要素的变动。其次，要素之间还有一种配合关系，资本减少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则减少，那么工资必然又下降。所有要素织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大网。
上述思路是从市场里细分出一个小市场来考察，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思路用在要素市场上。比如劳动，你划分出一个的小市场，里面的“企业”都是投入“工作时间”，生产“劳动”的劳动者。闲暇和工作时间为投入要素，把效用当成可欲的。不论是无差异曲线，斯勒茨基分解还是什么，你可以把同样的分析套路用在它们上面。

这样的套路复用得出了什么结论？

你知道了每个要素的回报都等于它们为商品作出的边际贡献，并且它们的边际贡献都相当。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曼昆经济学里说这让你知道，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显然他想说收入按照边际贡献分配，边际贡献都相当这话书里没讲，不过你自己细细推究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每种要素的单位投入成本对应的VMP相当，而收入按各自的VMP分配——这无非是说每种要素的单位投入成本必然能够收回来罢了。或者说要素的成本何以被度量是以产出价值为限的。成本与收益，在中间市场上被混为一体。
因为经济学里你得用货币度量一切，然而货币这个概念是空的，货币之为货币有人的心灵在里面起作用。如果你只盯着货币看，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但凡有收益的行为必然要做到没有收益为止，有亏损的行为必然要尽量地止损，度量成本的货币量必然等于度量回报的货币量，这简直是再自然不过了——要是你收不回来，那么为什么要做？如果能收入地更多，为什么不继续地做这事？这里蕴含的一个假设是“边际报酬递减”，并且，它是 连续地递减。但是这有什么意思呢？货币本来就是一种交换媒介，如果人们认为“不公平”，当然不会交换。换句话来说，凡是成立的交换都是 “公平”的。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因为没有理想的 “公平”。经济学无非是用数字复现了这些，在一种绝对理想的假设下复现的也只会是同样的结论，你在哪里都只能碰到 “公平”的“相等”。
那么若我在某一处停止用货币度量一切呢？我说 每单位投入对应的边际产量，而不说 *每单位投入 对应货币量所对应的边际产量。那么假如我在一块土地上有一个农场，十个农民为我打工。再假如这不是理想情况，收益最大化的情况是我有一点五个农场，十个农民。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你找遍天下也找不到“半个”农场。这里 连续*的假设又出了问题。另外，你也不知道如何把每种要素对产量的贡献具体摘出来考察，对照试验在这里不好用了，因为要素之间是互相影响的。那么你再谈没单位投入对应的边际产量，说它是每种要素回报的标尺，又有什么意思呢？
经济学到底能为我带来什么呢。我最记忆犹新的例子是高产庄稼会减损农民的利益。经济学作出的论证清晰有力，使人信服。整个推导是按照供求理论来走的，也就是说，把价格由供求决定这一观念装在心里能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似乎要素市场理论没有这种结果，而且它对收入如何在要素间分配的回答，也使人提不起劲。

WTO的前身是GATT（General Agreements on tairffs and trades）。本来是二战过后百废待兴，产生重建世界的一种设想：通过贸易自由化促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GATT就是一套实践这一设想的国际法规。从1947年到1994年，GATT在不断地磋商谈判中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拓展到了国际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WTO就是这几十年法规体系总的替代。并且WTO是一个国际法人，具有协调的作用，比单纯的条约体系更有约束力。
中国入世前后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为了入世，中国必须对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做出一定的改造，所有这些改造都是为了符合WTO的要求。中国向来较为封闭的经济系统被抛入了世界经济的漩涡中，接受世界商品的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到底是机运还是灾难？中国农业能否经受住国际商品的冲击，在当时就是论争的一个焦点——受得住当然好，但千万分散的农户构成的农业，如果受不住外国大农场的冲击，必然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结果是一国的粮食被把握在外国人的手中，整个国家不过是案板鱼肉，任人宰割。中国入世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争论中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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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有几条原则：

1. 自由竞争原则。WTO要求缔约国必须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实行非歧视待遇，在购买或销售时除适当注意本协定的其他规定外，应只以商业上的考虑（包括价格、质量、货源多少、推销难易、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作为根据，并根据商业上的惯例对其他缔约国提供参与购买或销售的适当竞争机会。
2. 充分市场准入原则。主要是采取关税减让和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手段，推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关税减让谈判一般在产品主要供应者与主要进口者之间进行，其他国家也可参加。双边的减让谈判结果，其他成员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可不经谈判而适用。同时，WTO要求削减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使关税成为唯一的保护手段。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如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被允许实施数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幼稚工业"也被允许加以保护。
3. 公平贸易和互惠互利原则。主要是反对倾销和出口补贴。WTO规定，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贸易内，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生产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谴责。缔约国为了抵消或防止倾销，可以对倾销的产品征收数量不超过这一产品的反倾销税。以及为了抵消商品于制造、生产或输出时所直接或间接接受的任何奖金或补贴而征收反补贴税的特别关税。同时，WTO强调，反对成员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达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 WTO还规定了互惠互利原则，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中，各国应当对等，但发展中国家则享受某些例外。
4. 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WTO规定，任何缔约方除征收捐税或其他费用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国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缔约国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例外，可以实行数量限制但须遵守非歧视原则，不得指定供货来源。
5. 贸易政策法规的全国统一、实施透明原则。WTO规定，缔约国有效实施的关于海关对产品的分类或估价，关于税捐和其他费用的征收率，关于对进出口货物及其支付转帐的规定、限制和禁止，以及关于影响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存仓、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使用的法令、条例与足资一般援用的司法判决及行政决定应迅速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对它们熟习。一缔约国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国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协定，也必须公布。缔约各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队伍贸易方面的法令、条例、判决和决定。
6. 非歧视原则。包括一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是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常用的一项制度，又称"无歧视 待遇"。它通常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 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 遇。WTO规定了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一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国民待遇是最惠国待遇的有益补充。在实现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平等待遇基础上，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另一成员领土后，也应该享受与该国的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WTO规定, 内地税和其他内地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兜售、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定，以及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要求的国内数量限制条例，在对进口产品或国产品实施时，不应用来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兜售、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低于相同的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同时，WTO还规定了通过磋商解决争端原则。
   （摘自 王福春：中国与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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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好生活就好，经济差生活就差。不过个人生活好坏虽然很直观，却囿于个人的视角，常常不能反映所有人的生活——也就是总体的经济。为了直接考察经济的好坏，人们发明了GDP、GNP、NNP、NI、PI、DPI等等指标。最常用的是GDP。GDP想要衡量一切价值的总和，最现成的数据是市场交易价格。不过，最终产品的价值包含了中间产品的价值，所以中间产品不算入GDP。从这个逻辑往外推，二手商品不算，因为它是价值的复用——尽管二手商品的购买者付了钱，但这钱是被一手持有者拿到手的，抵消了部分他购买新品的代价。就好像是第一手使用者用了一段时间，于是支付了这段时间的价格，二手持有者接盘后支付了余出来的价格；政府的转移支付也不算，因为转移支付是纯粹的价值换手，只涉及到分配的问题而无涉生产。

• 如果一个人收到了工资，工资算入一次GDP。他又把工资拿去买吃的喝的玩的，又再算一次GDP，商家老板把这些钱拿来买房，也算GDP。钱的通货属性在这里展露无遗，钱还是那些钱，如果这个社会用的是现金，钱在最具体的意义上都还是那些钱。不过，这有限的钱已经度量了超出本身面值的价值：此人的服务价值、吃喝玩乐产品的价值和房产的价值。
• 美国经济分析局在2013年把知识产权划入GDP，这算什么？是不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充斥文化垃圾，也是经济发达？这是一种脱实向虚的倾向。论物质条件，文化产品注定只是一种折射而不是根本；论人文意义，文化产品的优劣甚至不能被金钱度量。公版书一分钱也不要，对文化的贡献又岂需赘言？

不过，你会看到GDP具体的数值是从交易价格来的。假使一国之内只有米和大豆两种商品，今天米价两元一斤，豆三元一斤，明日米价二十元而豆三十元。想必米和豆的消费量大致是不变的，但是我们能说此国人民生活水平飞涨十倍吗？既然GDP是数值，那么它无可奈何地参与到数值的游戏中来，GDP这一概念因此和金融学密不可分。我们看经济形势时往往看GDP增速这个指标，也是因为GDP增速是一年的GDP与上一年GDP作比，表现的是一种关系。整体可以膨胀，但是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却没那么轻易就被改变。
还有一种做法是区分名义GDP和真实GDP。在计算后者时划定一个基年，再以基年的数值乘当年的生产数量得到当年的真实GDP,并有一测算价格变动，因而也能测算通货膨胀的指标：
$$\frac{名义GDP}{实际GDP}=平减指数\times 100$$
这似乎要相对真实一点了，不过也只是相对而已。因为它是固定了某一年商品间的关系，以其为经年不变的基石，再去衡量世界。我们可以说一国在基年产豆共两斤，一斤五元；产米共一斤，一斤二十元。今年气候突变，产豆一斤，市值一斤二十元；产米两斤，一斤五元。按照“真实GDP”计算法，基年GDP三十元，今年GDP四十五元。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豆和米同样作为粮食，在两年里总重不变，同时就两种商品本身来说，其价格对需求量的弹性相同，那么GDP到底为什么会变化呢？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例子，弹性一模一样，可是些微的差别也仍然能导致同样的结果。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真实GDP”以为不变的只是单个的商品价格，忽略了不同商品间的替代性，因而忽略宏观层面的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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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建立在市场全部出清的基础上。同时当时各国的阶级统计数据为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打下基础，大萧条的产生更是直接要求“有形之手”的干预。没有恰当的认识，就没有有效的干预，所有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
最初的宏观经济学出于凯恩斯之手。其模型中关键的假设是工资刚性：也就是说，工资的数值不能动。

• 微观经济学里以边际分析方法从个量加总得到总量层面的结果，然而一些结果不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故宏观经济学直接从总量入手。
• 毕竟个体很难影响总体，所以研究个体时往往假设无关变量不变。然而这在研究经济总体时并不合适。

基本理论框架

1. 三（四）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外贸）。
2. 三市场：产品、货币和劳动市场。

• 自由学派——弱化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宏观经济的目标和度量

经济的产出与增长率

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它是据最终物品和劳动的市场价值算出来的。所谓“最终”，强调的是这些商品不会再提供给其它厂商以生产其它商品。它之所不计算入GDP是因为它的价值将包含于最终产品之中。不过，这个定义在现实面前还是稍显无力。测算GDP最常用的方法还是另外三种方法。（另外，GDP只算进入市场的商品。家务劳动这种活动，尽管重要，也是不会被计入GDP中的；再一个例外就是若商品没有卖出去，则作为存货投资计入GDP）
那么，怎么计算具体的GDP呢？

• 按照定义法。即是计算各生产环节存货投资加消费终端的消费量。
• 按照生产法。核算各环节生产中的价值增殖来获得。（这比定义法好操作多了，因为是从每个环节入手，企业的进出帐是很明确的。规避了划分最终产品的问题）
• 按照支出法。核算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购买最终产品的支出总合来求得。
• 收入法

定义法外的三方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有等式总产出$=$总支出$=$总收入成立。

1. 通货膨胀
2. 失业状况
3. 经济政策

假设有两个部门或三个部门或四个部门，金钱只是一种媒介，每次转手必然有买方卖方，由此产生不同的视角——从产出和支出的角度都能得到不同的GDP=X+Y+Z的式子，联立多个式子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