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和僵化

《臧僖伯谏观鱼》里臧僖伯义正言辞地劝谏君王不要“如棠观鱼”，他说“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将君王的职权与官吏的职权分开，指出“观鱼”的不合理性。臧僖伯的陈词有理有节，直指核心，君主也只能唯唯诺诺“吾将略地焉”——他只好巴巴地说自己是去巡视领土——然而，君主虽然看起来很窝囊，最终还是观成了鱼，满足了自己的享乐心。倒是臧僖伯，抨击得很痛快，但面对君主的越轨行为最后也只能“称疾不从”，以消极的抗议代替积极的反对。

这里突出的观念是“礼”的观念——依据“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臧僖伯的故事中，“礼”要求君主老老实实地治理国政，不要越轨；“礼”要求臣子老老实实地辅佐君主治理国政，毫无疑问他要服从君主的命令，同时他也要及时劝谏君主——他居然能够劝谏君主，这看起来是很自由很不拘的事情，好像我们现代人说公民对政府有监督批评的权利，因为理想的政府应当是社会公器。看起来臧僖伯的生活中已包含了进步的现代性的因素了。然而这也是一种误会。现代性要求所有人具备“人格”的平等。的确，所有人的生理条件、社会条件、天资禀赋是不同的，但这无损于“人格”的平等。你找本事最大的解剖医生去解剖人，找本事最大的社会学家去分析人，找本事最大的心理学家去评判人，在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里都找不到千人一律的东西。这么看起来“人格平等”完全是编造的东西了。其实不然，人看到树木长得圆圆的，太阳长得圆圆的，荷叶也长得圆圆的，就从诸种现实中剥离出“圆”来——它是样一种东西，无处不对称，每条半径都完美地相等——你找遍整个世界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它反而是更深沉的现实。包括“桌子”、“板凳”、“碗筷”都指的是一大类东西，那个最“标准”的桌子、板凳、碗筷你在整个世界也找不到，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就是因为他用“类”来思考问题。人格一词同理，形形色色的人虽然不尽相同，他们身上仍然有一些共同点，人抽出这些共同点，拿来构造出了“人格”的概念。这个概念要求一切人发展自我的权利不受阻碍。

“礼”的概念却不一样，“礼”认为人是分等级的。君王和臣子和黎明百姓本质上是不同的人。臧僖伯可以说话，不过只能作为一个参谋，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本百科全书说话。人容纳的信息并不如百科全书多，人有不懂的就会去查百科全书，不过说到底，做决策仍然是人。臧僖伯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存在的人，他当然可以说话，但这话不是作为自我表达说出来的，是为了给人参谋说出来的，如果作为“人”存在的人不愿意采纳，“工具”也没有半点办法。“礼”并不支持臣子采取其它行动干涉君主，否则就是逾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语也是同样。这句话看似高度表扬了群众的力量，是很民本的。然而众多鲜活的人在这里不以“人”出场，而以“水”的面目出现，只被看成“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于说人要小心用电，电很有用但也很危险。电是没有人格的，你当然可以把它放在电路里，放在电池里，消耗在用电器里，电是不会抱怨什么的。如果真有抱怨，那也是文学家运用拟人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愤懑在电身上。一道闪电，势不可挡，世间无有如其疾也，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摧毁人，但人比闪电高贵就高贵在他有自主性，远胜于作为“物”的闪电。闪电本身还只是无理性的东西。有自主潜能的人可以被当成“物”，但他终究不是“物”，他的自主潜能是不受控制地要发展自我要去表现自我的。这一点不能被抹杀却只能被蒙蔽。臧僖伯可以自欺欺人，“他是君主啊，没有办法的，就这样吧”。实际上他还是撒了个慌称病不去——对君主撒谎，是很不合人臣本分的。在这种小小的越轨中本身就有一丝人性自由的闪光发生。

尽管更被看成一个人，拥有更高的自主性，君主本身也受到“礼”的辖制。在“礼”的世界里，君主被构想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机器人。《臧僖伯谏观鱼》中的君主无非是想要看人打鱼而已，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元首由某个人担当，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他是元首，必须受到公共生活的限制。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他也同其它人一样是人，喜欢看人打鱼还是从不喜欢看人打鱼，根本无人过问。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分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礼”将一切人的生活都纳入“礼”本身，因此人的一切行动必须被“礼”衡量，必须能被“礼”解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个“非”字，已经点明了“礼”是无所不包，宰制一切人类生活的至高理念。“克己复礼为仁”，本身强调要压抑人的个性，使生活不表现出个人的品质而表现出“礼”的品质。“天下归仁”更是类似一种宗教情感，只要个人向“礼”表示服从，天下人一定会欣欣然跟从，事实上“天下归仁”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表现出了尊重个性的萌芽，然而这种对个性的强调被视为是“内在”，因为无所察考，也就提不出什么现实措施去鼓励；而“礼”作为外在的行动却可以判断，并且一定要坚守。外壳如果被看成不可动摇的东西，最后它便要取代“本质”成为真正的本质，并且成为对“本质”的强硬压制。再一个问题是：“如果籍由‘礼’达到的‘仁’是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不做对自己好的事呢？如果说大家因为智慧不够，不能理解‘仁’的好处，那谁又能理解呢？圣人吗？可是圣人为什么拥有这么神秘的智慧呢？如果说圣人的教导是正确的，是因为某些我们可以理解的道理，那圣人并不掌握神秘的智慧，其实我们常人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圣人的教导是正确的，是因为他是圣人，那么这就是盲从。

贯穿“克己复礼”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有一个神秘的智慧，一切人都无法理解，但一切人却要对它表示服膺，这事实上阻遏了思想涌流思想进步的可能性。又因为神秘智慧不能在说理和论证中找到自己的力量，只能借助于感性的力量保持自己，这些东西就是纷繁复杂的仪式和强而有力的权威，如此学说必然成为权力的附庸。古代这个掌握权力的统治集团必然要顽强地抗拒威胁自己地位的任何思想，并为这种逆流而动涂上“礼”与“仁”的脂粉。在事实上运用着法家愚民弱民的各种手段。外儒内法并不是缘于一小撮寡廉鲜耻的人蠹国害民，而是儒家强调“礼”而必然要倒向的结局。宋儒以理杀人，只是这种思想倾向不断发展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