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史前史

人类肇始，女性的生育不受节制，“不合逻辑”。她的存在对物种延续必不可少，可她却又生育了太多。男人控制着生育的平衡，因此女性在男性面前甚至没有维持生命的特权。一俟平衡建立，女人的生育职能不成为一种负担，而是群体壮大的动力，女人仍然得不到首要地位。人类并不是简单的自然物种，因为目的不在于永恒而在于超越，而生育本身仅仅是一种重复。
最初，女人的活动表现了重复性和内在性，男人的活动表现了超越性和外在性。男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捕猎，说明了对人来说生命不是最高价值，而有更重要的目的。男性和女性作为存在都希冀着超越，然而女性的不幸在于注定要重复生命，在她自己，也认为这重复毫无意义，而意义高于重复。

男性确立了意义，女性也因而成为他者。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呢？

女性的原始史

• 作者强调了食物采集者的阶段，然后还强调了这一阶段向我们惯称的农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用词与习惯略有不同，需注意。另外作者也没有说出这个阶段的名字，读毕后感觉“神秘时代”较为恰当。

（在最初筚路蓝缕的情况下，男性的统治优势是被直接体验的，没有被构想。具体来说这是和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紧密联系的。体验和思想截然不同）当游牧民族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制度和法律出现了，人开始设想和自我设想。在农业时代，人异化于土地中，土地的永久令农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希图永久。期望自身长存的共同体关注下一代，共同体在代表着未来的孩子身上超越当下。
原始人不懂得父亲的作用，反而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于母亲身上再生。于是母亲头等重要，（另外也有群婚制下无法辨别父亲的问题影响）世系便按母系计算。这样一个部落中的母亲可以保证田获赋予给一个部落中的成员，这又要求母亲的权力，因此女人掌握土地便是母权制的特征。女人的重要作用在此时被解释为神秘的魔法，同时土地的收获也被解释为超自然魔法，这种信念暗合于群体利益，因此女人在家里生活。女人还掌握家庭手工、主持商业交换。在男人看来，陌生的大自然集中于女人。（此段对母权制的强调似乎与下文衔接不上）
波伏娃此处意图描绘母系社会的意识图景及其成因。注意，读者应当把母系社会和母权社会区分开来，前者按母亲计算世系，后者则是女性统治。
因为无论是作为超自然力量、母亲还是女神，女人不是同类，不是一个“人”，始终作为他者存在。在人的社会中，仍然是男性掌握政权。（对土地的控制力跟这东西怎么调和？她在说什么）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存在一个母权制？因为他性的两种激烈互斥的形态迷惑了人们。当女人是绝对他者时，她不可能被看为主体，所以是非本质（存在主义观点）。女人同男人没有直接和自主的关系，反之是男人和男人直接产生关系，女人是形成这种关系的主要理由。

女人的具体状况不受血统类型的影响，而血统在女人所属的社会中具有头等重要性；无论是以父系制、母系制、双边制还是不区分制（不区分制从来不是严格的），女人总是在男人的保护下；唯一的问题是，要知道在结婚后，女人是否还屈从于父亲或者哥哥的权威—这种权威也扩展到她的孩子们—或者转到丈夫的权威之下。
————列维·施特劳施

女人同男人没有独立自主的关系，它的另外一个佐证是女性总是居住在丈夫家中。女性在图腾崇拜中地位重要，在领地结构中次要。但因为有意识地构筑出的图腾崇拜，其重要性远远赶不上领土结构，因为领土结构才是人们生产的场所。在这领土上繁衍生息的人们的两种观念，宗教的和经济的，互相渗透。女人先结婚再生孩子、两个部落间进行女人和物品的交换、女人受到兄弟和丈夫们的保护，都是例子。不过经济的观念压倒神秘的观念，丈夫更关心儿子而不是侄子（因为他们有共同利益和亲情的关系），他作为父亲自我确定。也因此，一个社会发展到了人自我意识，并且要将这意识外化时，社会便趋向父系。
当女人的神秘尚未消散，作为女神出现时，也是男人把她放在这个位置。女神是通过男性意识创造的概念被把握的，男性也不曾放弃权力。这权力归根到底来自男性的超越性。男性即使没有实际方法完全统治女人，也时刻意图摆脱她。从这种意图出发，可以恰当解释异族通婚的习俗：男人期望拥有他“不是”的东西。

新阶段的女人

到了下一个阶段，女人的威力消失，价值也因而被贬低。之所以说人类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因为她的威力来源于男人的弱点，她体现了神秘的大自然。农民不得不服从土地天候，受外界力量摆弄的他把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便是图腾崇拜。工人却根据自己的意图制作工具，他在其中确立自己为至高无上的意识。

• 农民——工人的对子更像是一个象征，读者不应拘泥于字面意义。农民象征的是被动，无从作为；工人则是主动，大有可为。工人也在土地上劳作，但他知道人能让土地变肥沃，休耕也能使之后的收获可持续，他在积极地改变世界。

父权制的胜利在于历史伊始，男性就因生理优势自我确定为主体。生理优势不仅指膂力，还指他们不用承担生育。抽象地来说是他们不用困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中，而可以尽情挥洒超越性；而她们势必要被内在性缚住手脚。

工具给生产带来的希望没有变成女性的希望，没法子弥补女性的生理劣势。因为女性被排除在人类共在之外（似乎说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种属，联合，合题之类的东西。而且要理清这个论题，你还得说“工具之成为希望仅仅是对于人类共在来说”。这句话是空洞的，因为问一问为什么工具仅仅对于人类共在才有意义，你又回到了原点）。女人的生产能力的较低一等不能解释这种排除。她在生产分工中同他不同，又承担着生育职能，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者（前文陈述），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征服的对象。这套逻辑是相当明显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主义的观点贯穿全文。

下段加粗字体看不懂

女人由于生育而受到尊敬和畏惧，是异于男人的他者 ，具有他者 的令人不安的特点，即使在她依赖男人的时候，仍然以某种方式掌握男人；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的相互性对她来说如今已存在，因此她并不被贬为奴隶。

是说被意识到了吗？前文谈过主人奴隶存在相互的需要，关键在于主人对奴隶的需要不被承认，意识，确定。

父系计算代替母系计算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识形态指导了观察，这观察又巩固了意识形态。他性就是否定，那就是 恶。本质与他者就构成了善恶二元论。因此女人注定作恶，也就应该受到限制和压迫。男权社会也有对女子的赞扬，但这女子须是守妇道的，换言之就是顺从男权秩序。从这里也可看出对女性的攻击不同于政党倾轧那样至死方休的攻击，因为他者对本质必不可少，所以必须让她以受控的方式融入社会。

女性与所有制

物主在财产中异化了自身的存在（存在主义观点看来，这种将本质的外化的需求是根本性的，私有制仅仅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确定。这里有一个同马克思主义的张力），财产越过生命而存在，也就提供给物主 “永生”的前景。然而财产之为财产必有一个拥有者，只有财产属于拥有者的后代，而后代属于他的情况下，财产，物主的分身，才能长存不变。于是男人既不愿同妻子分享财产也不愿同她分享孩子，并且为了一代一代的“永生”，继承人也必须是一个男子。如此能解释一夫多妻、女性“嫁入”夫家、死者的妻子再嫁给兄长种种压迫女性的传统。从反面来说，如果不存在私有制，也不存在相应的家庭。女性的命运便大大改善。斯巴达社会就是这样的例子。
其后作者主要陈述罗马女人的权利演进。这两部分组成了第二部之四。

中世纪的女性

基督教传统助长了对女性的压迫,但和这压迫并行不悖的是日耳曼传统。日耳曼传统中的家庭处于母系血统和父系制氏族部落之中间态，她附属着两个家庭，父家和夫家，因此实际上无权却被人们承认有权。这个传统延续到了中世纪；不过中世纪的法兰克人拒绝这个传统。
普遍来说，中世纪的女性状况十分不稳定，因为领主权和财产权、公共权利和个人权利存在混乱。直到十一世纪，秩序建立在暴力上。女人不能掌握封地，因为她无法保卫它，即使名义上拥有封地，在事实上她的封地连同她自己却整个地属于监护人或者丈夫。骑士爱情作为一种反面，在正统风俗之外生存着。封建时代末期，女人获得了一点地位。变得强有力的王权施加到领主身上时，他们便失去了大部分权力。王权对领地的控制让领主不用再以暴力保卫领地，领地变成了普通的财产，两性也没必要被区别对待。不过女性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独立，因为结婚女人的从属状态对社会还是有用的（前文对私有制的论述）。越是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强大的男人越是起着家长的权威，越是赤贫的夫妇反而越像共同伴侣，相互依存。
十六世纪，认为女性具有神秘魔力的古老观念完全消失在各种风俗中，受罗马法影响的欧洲各国法典对已婚女人施以严酷的压迫。这压迫的一个后果就是存在卖淫。资产阶级家庭形成，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必须让男人在家庭外寻欢作乐。

另外解释一段话：

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法国单身女人的处境；她享受到合法的独立，与妻子受奴役的地位对比鲜明；她是一个异常的人；因此，风俗急匆匆地要收回法律给予她的一切；她拥有一切世俗权利；但这是抽象的、空洞的权利；她既不拥有经济自主，也不拥有社会尊严，一般说来，老姑娘躲藏在父亲家庭的暗影中，或者在修道院内找到她的同类，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 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否定的解放应该理解为：她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 没有变为结婚女人，单身女人是结婚女人的反题。
这个时代中女人很少有行动的机会，劳动阶级中性别不平等几乎不存在，可是经济压迫夺走了所有劳动者的所有机会；资产阶级中的性别压迫极为严厉；只有女执政者或者圣女才获得社会的支持去赢得地位。前者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后者过着独立于男人的修道院生活。
下一段谈到了“女人之争”，很奇妙的一个历史事件。总而言之，作者的评价是：

事实上，这场争论只间接地牵涉到女人。谁也没有想过为她们要求不同于加在她们身上的社会角色。更确切地说，是要对照教士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就是说，这是由教会对婚姻的态度模棱两可引起的男性问题。

作者认为“争论”仅仅反映了社会态度，却不会改变社会态度。

女人的法定地位在十五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几乎不变，但在特权阶级中，实际地位却在变化。文艺复兴不分性别地孕育出了许多强有力的个性。这其中杰出的女子却往往是高级妓女，以精神自由和作风自由而得到了行动的机会。之后的几个世纪，放荡仍然是自由的主要形式，日常道德一样严格。十六世纪这种机会很不平均。十七世纪的女子在沙龙中大放异彩，她们没有投身于建设世界，因而有闲暇去交谈、艺术和文学。广博的知识和随之而来的威望让她们终于开始干预男人的世界，参与政治阴谋。十八世纪的女人得到了更多自由与独立。风俗仍然严厉，在上升阶级资产阶级那里更为严厉；但解体的贵族阶级却允许上流社会女人最大的放荡，聪明的女子从中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女子的处境总体来说较为有利，但舆论还是相对敌视“女才子”。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民主和个性自由思想支持另一种稍弱势的舆论潮流。

资产阶级革命与女性

在整个旧制度时期，劳动妇女拥有了最多独立。不过这种独立仅仅建立在艰苦生活中，在其它领域里胆怯和顺从的传统重如泰山。而资产阶级女子，与家庭结合得太紧密，在家庭中她又只是一个附庸，于是她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发出声音。相对的，劳动妇女要得到到过寄生生活的太太得不到的权利便成为可能。
法国大革命期间，女人得到了一些自由，这自由全来源于无政府状态。当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女人再次被纳入性别压迫中去。机器的发展，促进了劳动阶级的解放，如上文所述便也推动了妇女解放。工厂劳动给女性带来了部分的解放，它的另一个侧面是因性别压迫而更强烈的经济剥削。无产阶级运动和女权运动也没有十分紧密的团结。女工对男工来说首先是一个威胁，只有女工加入到工会生活中，她们的利益才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
女性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生育与生产的冲突。生育从历史之初就限制着妇女参与生产活动。这里还有一个人类的特殊性：雌性动物有发情期，以便在生育间歇休养生息；人类的生育却不受天然限制。堕胎在十九世纪不被宗教和法律允许 （有趣的事实是罗马法不反对堕胎，仅仅把胎儿当成一块肉，是基督教给胎儿“注入灵魂”，影响了整个西方。一种制度表达一种现实。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十九世纪的堕胎还被看成“对国家犯罪”，想必也是同一种现实的另一回响），尽管不被允许，堕胎和其它节育措施一同现实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生育变得受控。
作者认为参加生产和拜托生育的合流共同解释女性处境的变化。这变化是什么？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地产较之动产的重要性减弱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则失去了它的力量。资本的流动性使拥有者不是被他的财产所占有，而是单方面拥有它和支配它。女人正是通过财产基本上依附于丈夫，如果财产被取消，他们的地位就是并列的，甚至孩子们构成的联系，也不能与利益的稳固性相比。因此，个体相对于群体得到确立；这种演变特别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取得胜利的美国令人瞩目：离婚在那里很流行，丈夫和妻子只是暂时的合作者。

• 她说资本的流动性让拥有者不被财产占有而单方面拥有和支配它，她说的可能是资本不把人束缚在土地和这范围内的社会上，不过听起来总觉得很天真

除了经济之外，政治上要求公民权利的运动也愈演愈烈，同社会主义运动也走得越来越近。

作者说：“整部妇女史是由男人写就的。”（女权运动不是砸烂旧制度的暴烈行动，两性不能相互脱离而存在，女权运动必然是改革而不是 革命，社会的旧秩序加诸其上）

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力图作为女性在历史上起作用。要求女人作为肉体、生命和内在性，作为他者 出现的理论，是男性的意识形态，绝不表达女性的要求。大多数妇女对命运逆来顺受，不想做出任何行动；企图加以改变的女子不想封闭在她们的特殊性中，不想使它获胜，而是想加以克服。当她们进入世界的进程时，是采取男人的观点、跟男人保持一致。

女人没有作为女性起作用，因为不跳出特殊性，那她只是他者，不起作用；一旦跳出却又变成男性。男性垄断了主体。（不知道这段在讲什么，为什么不讲讲什么是“力图作为女性”起作用？“女性”这个词的用法太含混）
而放眼作者所处的时代，她说性别平等从不曾实现。（“男人和女人在经济上构成两个阶层”，这句话是不是翻译问题？阶层如果是当“碎片化的阶级”来用的，那就完全不对头。她可能是想说：在经济等级的天梯上存在两条并行轨道）